只能含水快速吞服。
上海那儿,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,都瞪着眼珠死死盯着黄克开在孤儿院边上,那家所谓的小药厂,妄想能弄到降凤丸的配方。却哪里知道黄克在自制第一批药后,早就把生产线转移到延安来了。现在那个占地百平米余的小药厂,其实只是负责最后的成品包装工作而已。
黄克和艾琳娜在延安待了四天,四天的时间里,他手把手教会了这群人合成两种药物:第一种是西地那非,第二种是则阿苯达唑――后者是很好的打虫药,也是通过这个时期现有的化学试验设备就可以小批量生产的药物。
在这个时期的中国,因为水源卫生问题,以及草纸质量原因,几乎人人都受到蛔虫类的寄生虫病的折腾。
比起西地那非“易生产”性,阿苯达唑的化学合成的生产环节,制备周期更长。这座小型试验室,第一天试生产时,相关的药物产量暂时只有七百多克。但只要外来的原料能充足供应,其全年的产量,足够根据地全民进行蛔虫大清除活动并且还有大量剩余――这亦是另一条很有效的“生财”之道。
第一批的阿苯达唑被合成出来,按药用比例稀释溶解后,很快就拿出去给第一批人服入肚中试用。
当日,延安的茅房里各种“惊呼声”不断,内容大致都是:哇,我拉出来的芭芭里面有好多虫啊......
当黄克和艾琳娜在七天后离开延安时,包括主席在内,甚至也包括了苏联来的专家,大部分人都吃过药除虫。别看这是一件小事,在营养不良的民国时代,除掉大家肚子里和人体抢营养的蛔虫,本身就是变相地节省了大量粮食的消耗。
艾琳娜和黄克离开延安时,十字架空间里装满了数量高达一百万粒的成品“降凤丸”。这些药丸被他带回上海。
在那个小药厂的仓库里,现在早就摆满了其他地方运来的包装盒和药瓶。
最后的药物手动分装工作是由孤儿院里的孩子负责进行。一百多万粒药丸,几百孩子同时动作,一两天的时间就分装完毕。而后早就在外面等药等得望眼欲穿的各方买家,在第一时间上门把药运走,分售到世界各地。
而黄克离开延安的那一天,又一批从美国定制的设备,千里迢迢地从天津港经过铁路,再通过西安中转到了延安周边。
这批设备正是来自美国的采油、炼油设备。
1903年陕西大荔县“绅董”于彦彪,同延长县“贡生”刘德馨、郑明德等人,与德国世昌洋行私订合同,拟与德国人汉纳根合伙开采延长石油。此事遭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斥责。又经巡抚升允详情上奏,力主自办。1904年10月,陕西巡抚曹鸿勋复奏,试办“延长石油官厂”,获清政府批准。随后拨白银万两为开办费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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